“两个结合”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提 要】“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点、经验总结、行动遵循，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底蕴。新时代在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我们在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紧密聚焦中国具体实际，正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中，科学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从而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丰富和鲜明的内涵，更好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关键词】 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 理论原则 历史经验 实践遵循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他强调：“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 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对于我们在准确把握“两个结合”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化理解中国特色的内涵，把握中国特色的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为积极主动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的逻辑基点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必须从理论视角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根据习近平的重要论述，可以发现，由于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两个结合”又是中国特色的关键，因而，“两个结合”就是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点。在“两个结合”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内在地呈现出一条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出发，再深一层到中国特色，又深一层到“两个结合”的由表及理、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逻辑理路。
所谓“两个结合”，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3] 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有学者认为，“两个结合”具有“中国化”“化中国”和“理论成果”三个根本维度和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是“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是“中国化”；“两个结合”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是“理论成果”的要求。[4] 虽然学术界对“两个结合”的内涵理解各有差异，但我们依据党的二十大的相关论述和学术界已有观点，可以具体分解出“两个结合”包含的四个方面涵义：一是从“结合”的价值来看，回答了“为什么结合”，一方面在于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在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归结到一点，是解决中国具体实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二是从“结合”的依据来看，回答了“结合什么”，具体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结合”的理论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结合”的现实依据。由于“两个结合”的价值指向是解决中国具体实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通过“结合”，又会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而，“结合”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就会发生互相转化，彰显出从实践——理论——实践的理论进路。三是从结合的方法来说，是“怎么结合”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在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具体实际中实现结合。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自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是通过文化精髓的贯通和价值观念的融通结合起来。四是从“结合”的结果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通过准确把握中国国情、中国环境等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并在总结回答这些课题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又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两个结合”就实现了在解决中国具体实际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恰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大会上所指出的，“‘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5] 可以说，“为什么结合”“结合什么”“怎么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什么”四个问题完整统一，共同构成“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每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一进步，都是遵循“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6] 一方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制度属性，总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丢了这一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结果必须产生具有中国特色、有鲜明特征的中国表现样态，是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中国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新形态。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时代在发展，理论创新永无止境。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原则，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坚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原则提供了科学指南。这就要求，在一切理论创新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特别是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包括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等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因为，只有准确把握包括“六个必须坚持”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更好地领会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才能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也才能把得准，确保张弛有度、收放自如[7]；才能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更好地为中国特色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赋予中国特色更加鲜明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智慧。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能够为不断丰富“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思想营养，进而奠定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底蕴，促使中国特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思想文化光芒。
二、“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9] 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10]，进而在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在一百多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着“为什么结合”，准确依据“结合什么”，不断探索着“怎么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中创造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在遵循“两个结合”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创造出来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的科学论断，明确强调是一种“规律性的认识”，意在指明，这既是基于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所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的关键，必须从历史经验角度出发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先进的中国人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深深扎根中国，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1] 李大钊所说的“实际的政治”“因时、因所、因事”，以及“环绕着他的实境”等，不仅内在地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需要具体解决的实际问题中，而且还包含着对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国情等问题的考察，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统一，展现出对“两个结合”的原初性经验总结。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时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2]“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反映，也包含着对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文化的深刻关切。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一出场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把“两个结合”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包含其中，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性地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赋予中国特色更多鲜明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准备。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对“两个结合”认识的越来越深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总结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结合，鲜明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13]，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又强调必须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更强调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反思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 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这两个基本原则，又强调必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些重要的经验总结，都内在符合“两个结合”的内涵要求。正是在这些经验总结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不同时代、不同阶段面临的具体实际，不断创造着中国特色。从广义上看，这些中国特色，就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特色；从狭义上来，就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色；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是“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15]。这些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就是“两个结合”指引下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步步通过深化经验总结形成和创造出来的，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两个结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而且还为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始终坚持前人创造的经验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老祖宗”不能丢，同时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变化，讲了很多“新话”，提出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又进一步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时代内涵，深化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鲜明特色”[16]。在宏观意义上指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中国特色。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又强调：“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17] 从多个维度指出了中国特色的具体内涵和表现样态。其中，在文化特色方面，习近平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 显然把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特色方面，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9] 从政治层面确证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属性，并将其上升为最根本、最本质的特色。在民族特色上，习近平强调：“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20] 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气质，彰显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历史自信，夯实了民族特色的历史基础。
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创新和发展的中国特色，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有其共性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蕴含着重要的经验总结。这条经验总结，最主要的就是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条根本路径。新时代我们在坚持这条路径不断创造中国特色，一方面，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要特别防止教条化。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进程中，由于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曾经犯过右和“左”的错误。正因如此，习近平告诫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21] 另一方面，在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要坚持客观对待、辩证分析，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反对以古非今、简单复古；坚持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反对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坚持文化自信、洋为中用，反对妄自菲薄、“去中国化”[22]。只有这样才能在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在总结经验中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在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三、“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3] 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部历史，都是实践。因而，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实践是一个重要维度。
实践是人们有目的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意识有目的深刻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活动，从根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内涵，即：“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问题，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创造新的理论成果。”[24] 清晰表明深刻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就是“两个结合”的实践旨趣。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早期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生，本身就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危机演变和思想裂变，改造中国的实践任务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决定的。[25] 在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提出，都内在地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在实践中顺应时代需求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深刻考察。正因如此，有学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课题中推进的。[26]
中国共产党人对在实践中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追求，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全部发展进程，毛泽东在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时就突出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7]“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实质上就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这种实践“应用”中，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探索中，在明确主要任务的基础上，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创造性地先后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中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在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着眼于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生动实践中，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更加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迎来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实践，从主观目的上来看，是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但却在回答这些课题的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创造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回答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课题，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回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党、如何发展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时，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可以说，党在一百多年的实践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时代主题有所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都是探索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而在探索这些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又不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
新时代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我们始终聚焦中国具体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科学回答好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一方面，把“两个结合”作为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为在实践中回答时代课题提供新思路。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8] 解放思想常提常新、永无止境。把“两个结合”作为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维方法[29]，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具体实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形成一般的、个别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使之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为解决中国具体实际，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提供指导。另一方面，把“两个结合”作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为在实践中回答时代课题提供路径指导。在实践探索中，要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理论创新中科学引领时代潮流，从而在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赋予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和丰富的内涵，更好地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实践伟力。
注释
[1][5][18][28]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3][2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第17页。
[4] 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7]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0期。
[8][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2页；第190页。
[9][10][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19页；第422页；第183页。
[11]《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12][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第53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1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6]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24页。
[22] 高长武：《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反对四种错误倾向》，《红旗文稿》2016年第14期。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24]《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25]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26] 张雷声：《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
[29] 夏建国、张彦平：《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路径》，《江汉论坛》2010年第12期。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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